由中国社会学学会社会分层与流动专业委员会和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举办的首届“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冬季论坛”（2013），于2013年12月14-15日在复旦大学举行。论坛承办负责人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刘欣教授，秘书为胡安宁博士。经遴选，本次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录论文20篇，这些论文的作者中，既有著名学者，也有学术新秀。论坛历时两天，分精英地位获得、文化资本、阶层与健康、教育与收入分配、阶层意识与幸福感、性别与婚姻等6个单元进行了讨论。60余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海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论坛强调以文会友，无仪式性的开闭幕式。为了保证每篇论文研讨的深入性，论坛将每两篇论文的发言和讨论做为一个单元，对每篇论文都安排了两位评议人进行“句句到肉、针针见血”的评议，每位评议人的评议时间都与论文宣读时间15分钟等长；此外，每个单元都留给其他与会者15分钟评议、讨论时间。论坛致力于为学者们提供一个与同仁深入交流自己研究成果的机会，以此共同创造一个集思广益、有效提升研究水平的平台。
论坛的第一单元围绕“精英地位获得”主题展开。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刘欣和李婪在《中国转型期城市精英的地位获得：所有制部门有差异吗？》的报告中，修正并通过进一步概念化回应了Walder关于社会主义体制下二元精英路径的论断。他们从中国社会基于权力的分层机制和基于市场能力的分层机制的区别出发，在分析了CGSS2006的调查数据后指出，二元精英理论在公有部门的解释力在下降，而在私有部门则近乎没有解释力；由此初步说明了因私有产权合法化导致的精英地位获得机制的二重性。这一单元的另一篇论文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吕鹏带来。他围绕“中国第一代最富有私营企业主的社会起源”这一主题，选择了“榜单富豪”作为调查对象；通过分析在商业精英发家过程中的家族作用、文化资本作用和政治资本作用，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多样性下各种社会机制都对中国社会富豪的产生发生作用，而富豪中“先驱者”和“后来者”的形成模式也不尽相同。
第二单元主题为“文化资本”，这一单元的报告人均为高校在读研究生。他们的研究表现出了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规范的研究设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国内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在过去十几年里有了显著的提高。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屠一多的论文《解读品位：影响消费模式的二元机制——基于2006 CGSS数据》，主要探讨了消费领域内“品位”的两个形成机制——阶层和大众传媒。借助统计分析模型，她比较了两种因素的效应，从而揭示了当前中国社会的消费模式。来自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陈欣怡、刘欣的论文，则分析了父母养育观念在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中的作用，探讨了教育制度、文化资本和阶级再生产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父母养育观念对子代教育获得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于传统的“控制模式”，“自主型养育观”更容易使孩子获得高教育成就。表明父母养育观念可能是文化资本代际传递或文化资本再生产的中间机制。
第三单元的两个报告聚焦于社会分层与健康主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齐亚强关注的是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收入不平等程度与自评健康之间的关系。他运用200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以及官方统计资料对此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与自评健康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控制了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后，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则对个体自评健康不再具有显著影响，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则依然具有独立的正向效应。他进一步指出，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对自评健康的效应强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缩小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健康差异，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深则会拉大这种差异。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胡安宁的研究主要考察了教育与自评健康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的数据，他发现，在当代中国社会里，日益提升的整体教育水平对个体健康状况具有促进效果；个体教育年限和个人的自我健康评定水平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联系；而教育成就主要通过提高个人的经济地位以及培养个人的健康习惯来促进个体健康。他还进一步探索了教育健康促进效果的城乡差异。他的研究表明，在农村居民中，教育成就主要是通过提升个人的经济地位来促进个体健康的；而在城市居民中，教育的健康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培养个人良好的生活习惯来达到的。
第四个单元围绕教育与收入分配这一主题展开。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俊，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高学历劳动者的教育匹配与收入回报问题。通过考察过度教育的选择性问题，他发现过度教育者的收入确实要显著低于适度教育者。这种效果即使是在控制了过度教育的选择性之后仍然存在。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叶华则运用2008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重点中学与大学入学机会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重点中学入学过程的情况下，重点中学对升读大学依然有重要影响。政府对重点高中的资源投入产生了社会效果，但资源集中于重点高中却不利于其他类型高中的发展。他进一步指出，城乡区分成为农村户籍学生进入重点高中的障碍之一，这一障碍会进而影响其就读大学的机会。
第五单元是关于阶层意识和幸福感的讨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伶鑫，通过对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描述了当前中国居民阶层意识现状，并考察了政治面貌、职业、收入、家庭背景等因素对阶层意识形成的影响。她的研究发现，共产党员身份、收入水平、工作满意度、父亲教育水平、家庭经济地位、健康评价和自我社会地位评价都与主观阶层评分之间有显著的正向联系。她认为，个人主观感受开始成为主观阶层意识的构成要素，表明影响人们阶层认知的因素正在展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洪岩璧运用多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了主观幸福感的阶层差异。他发现，无论是职业阶层还是主观阶层，都显著的影响主观幸福感受。职业阶层间的幸福感差异一部分可以由不同职业所带来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差异来解释，但是教育水平却对幸福感无显著效应。基于相对剥夺理论，他认为，职业阶层之间的幸福感差异不仅取决于和同龄参照群体的比较，也取决于和自己过往境况的比较；主观阶层地位认同对幸福感具有很强的独立影响，而这一影响并不能由客观社会经济指标来解释。
第六单元的主题是性别与婚姻。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王鹏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吴愈晓的合作研究，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阶层探讨了性别角色观念的性别差异。他们认为，性别角色观念存在着社会阶层差异，这一差异随着社会阶层地位的升高而逐渐增大。此外，收入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亦存在性别差异。随着收入和职业地位的提高，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呈现出平等化的趋势，但男性的性别观念则与相对收入有着相反的变化方向。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赵梦瑶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以亲子互动来衡量父母投资，探讨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在子女投资上的性别差异。她的发现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投资倾向有显著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更重视男孩的培养，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则更重视女孩的发展。另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与会者曾迪洋，则运用清华大学2012年城镇化数据，考察了劳动力移民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她的研究发现，移民事件发生的时机、次数、迁移的距离和层次都会对初婚年龄产生着影响，这些影响效应在世代和户籍中存在分化现象。她认为，劳动力移民在婚姻市场中逐渐放缓了自我再生产的周期，这可能是现代性扩张的结果，也可能是婚姻挤压的产物。
在本次论坛上，李路路、刘欣、张翼、李春玲、吴晓刚、周怡、郝大海、李煜、吴愈晓、张谦、齐亚强、胡安宁、叶华等专家、学者做了评论。各位评议人“有备而来”，点评十分精彩，可谓“句句到肉、针针见血”。他们作为同行专家所做的极具针对性的评议，对报告人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除了这些专家，论坛其他参与者的评议、讨论也非常热烈。这些讨论不仅针对所宣读的论文展开，有些讨论还延伸到了社会分层研究的理论发展走向、方法运用、联系中国现实的研究议题和研究者的政策关怀等重要议题上。与会者普遍认为，本次论坛为社会分层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青年后辈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学术盛宴，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一次非仪式性的“真正”学术研讨会。学者们交流、研讨了社会分层与流动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进一步推进该领域的发展意义非凡。